【名师简介】

（图片来源：百度）

 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农业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民俗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组织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发展。教育经历：1991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1997年获辽宁大学民间文学（民俗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01—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

1、人类学/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2、乡土社会与地理标志研究；

3、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发展。孙庆忠教授把教学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使命，注重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在深切的关怀中引导学生理解人生的意义。他认为教学的核心价值在于“教师叙事”中传递出的生命感悟，在于教学过程中师生的情感交流。基于此，他始终把记住每一位学生的名字作为每年教学的序曲，这种尊重学生的独特方式，为和谐课堂的建构创置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孙庆忠认为田野调查是社会学专业培养学生学科意识的中心环节。（资料来源：百度）

【讲座感悟】

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田野访谈，访谈包括非正式访谈和正式访谈，综合调研和深度调研，其中有一项关于个人生活事件的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叫做个人生活史或者个人生活历史法。这次讲座是孙教授在自己对于陕北泥河沟的长年身体力行的田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口述史制作与乡村文化的发掘的演讲。孙教授重点娓娓道来的讲到了乡村口述史制作方法如何“唤回”乡村失落的记忆，就是在看似普通的、平凡的乡村，一个在村志里找不到很多素材，乡村文化中的被人遗忘的集体记忆如何找寻的过程，被孙教授称为“叫魂”。听过这个讲座，尤其感慨的是，口述历史制作方法的心灵、真情的融入，以及在老物件和历史事件背后的那些社会记忆。相应的，关于泥河沟的乡村文化也在最新的孙教授主编的书中详细的记载了。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民族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该讲座中被凸显，就是孙教授强调的“融入真情”，真情作为枢纽真的可以打开普通的村庄世界的一把金钥匙，也是打开村民尘封记忆的重要关节点。所以我的听后感就是，无论是平时的调研，还是项目的调研，我们不能急功近利，而是要慢慢融入当地生活，慢慢的和当地人融成一片，只有真正的成为他们的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同时他们也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他们才愿意真正的与我们敞开心扉，畅谈那些尘封的、如烟的往事。

【讲座内容】

我希望今天的一个下午的时间，希望大家带着期望而来，同时也不带走失望，这是最理想的状况。我准备了一个PPT，主要是视觉上有一个感觉。我用乡村的例子让大家有一个具象的认识。我相信今天来听讲座的各位一定对乡村充满情感或者有忧虑或者有伤痛。我希望今天能够对乡村有一个大致的勾勒。我的题目是《口述史的制作与村落文化的发展》。这一次讲座我一年前有约，我希望把泥河勾的书印出来，但是还没出来。我更愿意把这样一个沙龙和客厅当做一个轻松愉快的交流机会。我想对于我们彼此都颇有收获的一件事。

从题目来看，我们更注重村落文化的发掘和发展，口述史更多的仅仅是一种手段和方法，我今天上午还在仔细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对乡村的故事能够让大家全面的、逻辑的理解，这是我所期待的。乡村对我来说不陌生，我从1995年下乡，一共有22年历史了，我对于东北、华北、西南都有一定的了解。真正让我有深度认知的是，加盟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会以后，对于今天的乡村有了超越以往任何阶段我对于田野工作的认识和判断。我有三个图，这是我最近做农业文化遗产跑过的几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内蒙古敖汉旗，这里面的汉作农业系统2002年被联合国列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这里面以汉作农业著称，有8000年的文化历史。从中挖掘出来的汉化物和地面上的今天的水稻一样。在历史上从未中断。老百姓种植的物种，使用的农具和今天的又什么关联呢？这正是我希望发掘的。这不是今天的重点，重点是八千年的文化的想象，我带着学生从2014年调研，我目睹了八千年的文化在今天如何复归。第二个是河北涉县的图片，涉县隶属于邯郸。有很多梯田累成的景观，这里也是农业文化遗产。毛驴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梯田特别高都是由毛驴运输的。毛驴在特殊的地方会转弯。毛驴受到过特别的训练。今天还保留着毛驴过生日吃面的传统。我和学生们在梯田休息拍照的。第三个地点就是陕北郏县，东边是黄河，对面是山西临县。我的学生驻村60多天，三个地方，内蒙古敖汉旗的旱作农业系统，第二个河北涉县农业旱作梯田系统，第三个河北郏县。2014年到2017年3年的实践，一共我和我的学生一共驻村110多天，在这三个村子同吃同住，和当地老百姓追问他们的生活。我想用这三个例子说明今天的乡村并不寂寞，人们一直在关注着乡村今天的发展状态，面对今天的村庄，有的村庄很幸运被列为了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和全国农业文化遗产。有的村庄却并非如此。很多村落没有名头，他们的生存状态又是如何呢？近四年改变了我的田野方向也改变了我的心智结构。过去我认为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我以为只要发现当地的文化就够了。但是这几年，我特别的对于乡村的情感已经改变了。我来这里也是因为有着对乡村深厚的情感。我想概括为四点，村落有我们的伤痛，更有我们对于今天转型中国的深度思考。第一：走进乡村的起点和缘由。今天我们学习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所有的学者走下乡村是平常之事，那么你们走进田野的动机是什么？第二，我们如何认识普通的村落？我们对于村落的认识是否就是山林、民居、工具、风景？我们对于村落的认识是否就是普通的视野。一个普通的地方是否能够被我们解读为不一样的地方？村落是否仅仅是田园风光、山水，村落是否可以解读为带有情感、记忆、具有文化的一个“文化场”？我曾经带着我的学生去了泥河沟，呆了两周，学生说快撤，就一个观音庙，什么都没有，我们看什么啊？我们记录来记录去就是这个庙吗？

第一个夏天去的时候，就是看这个庙宇。第二个夏天去的时候，我们带着17天，临走的时候，学生说，我们的田野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好多问题还没有追问的。第三个夏天才说才有些感觉。我们如何去认识一个普通的村落？我曾经把村落看的很淡、很普通。但是这几年的专业的摔打，我可不敢看淡一个普通的村落。村落短则几十年的历史，长则上千年的历史，那里面熔铸了一辈辈人的情感、记忆和文化，怎可以轻易看淡？如果你是个人类学、社会学、专业学者你如何看待一个普通村落？如果你是个摄影家？你如何在普通村落里面发现千年的历史？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就是今天第三个问题，这些最普通的村落的文化历史信息都藏在哪里？藏在枣园里？梯田里？屋子里？最关键的是，这些历史文化藏在祖祖辈辈生活在村落的农民的记忆里。记忆的东西是最不容易发掘的。很多人认为口述史就是拿着录音笔录音然后整理出来，这就是口述史吗？不是，那是口述史的原料。口述史应该如何制作，历史文化的信息应该如何呈现？这是我们关注乡村需要学会做的一件事的。我们搜集口述史是为了干什么啊？那就是留下来，传下去，让逝去的人们的记忆可以保留下去，让他的孙子、重孙子知道他们的祖辈经历了什么。口述史对于今天的乡土重建、乡村建设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做了口述史，我们蹲点65天，我们整理完的65万字的口述资料，第四个问题是，农民口述史资料跟我们的今天谈的乡村振兴有关联吗？老百姓一短短的记忆和今天又什么关系？我们旧事重翻，老百姓的家常琐事，陈芝麻、烂谷子究竟有什么用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相信在做的各位一定有你对于乡村的独特的理解。我们除了有现实关怀，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思考。

到一个地方搜集口述史，究竟为了什么？我们用口述史做什么？我们做这项行动的背景？也就是我们如何来看今天的中国乡村。有一组数字，2017年公布了2016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公报，2016年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常住城镇人口是79298万人，占据总人口比重57.35%。以前说9亿乡村。7亿农民，表面很庞大。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171万人。这样的数字背后展示了今天乡村的状态，每年流动人口2.45亿。一方面印证城市的繁华，也印证今天乡村的凋敝。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总量从 363万到271万。这些数字，既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标识，也是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衰微的真实文化写照。

2017年我和我的同事朱启臻教授去乡村教育调研，调研发现，南北差异很大。有一件事情对我冲击很大，乡村学校一个个被撤掉，文字移动到县和城市对于乡村的破坏力和冲击力破坏很大，六岁的孩子就在学校住校，很早离开父母。他们从小住校一直上到毕业，他们对于自己的家乡是没有很多情感的。很多孩子们被“关在”校园里，望着远山，喝着近水，爷爷奶奶给做一些吃的每周回到学校，这些孩子对于自己的家园是没有情感的。我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乡村失忆。就是说乡村一代人集体失忆了，当我们对于家乡都失忆了，面临的是怎样的情境？就是你忘记了你的父母、亲友、你对于昨天是没有记忆的。忘却了昨天意味着你不知道今天如何过，你是谁。这对于一个人而言是非常悲伤的。这对于一个村庄、民族、国家来说，如果我们把昨天忘记了，我们的明天怎么走，失忆会造成很大的后果。

当我们看着高楼拔地而起的时候，我们为之高兴，今天的中国要和贫困告别了，但是现在很多鼓吹城市化的社会学家说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日子就好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农民的生存状态，乡村的状况是当乡村越来越落寞的时候，中国社会的浅层的危机也就日益明显了。面对着个人的失忆我们个体就是会手足无措了，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失忆，我们的历史被遗忘了，我们的明天在哪里？所以面对失忆，我们能做出的判断是什么？我做出了耸人听闻的判断：我们已经身处集体失忆的边缘，而不是彻底失忆，那就没救了。

我和经济学家不一样，经济学家关注老百姓兜里有没有钱，只要包里有钱，生活就幸福了我是人类学家，我就关注乡村的文化，文化就是人们的魂灵和人们相伴相生。如果我诊断的是集体失忆，那我开出的方子就是“唤回失忆”。怎么唤回记忆，我把我的工作叫做“招魂”，就是把失去的记忆招回来。一旦魂魄回来了，乡村的振兴和内在的活力是魂魄找回来以后内在的活力也激发了。这是我的想象，如果只有想象，很多人会批判我是书斋学者。但是，我从1995年下乡，每年就居住1个月。这么多年的田野工作我越发觉得我不能只说不练，我要真正走到乡村，看看能否凭借我一己之力把我的想法、理念回归现实。因为在农业大学当老师的缘故，我成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专家部的委员，我觉得这个名头还是挺好能让我必须去乡村调研。到现在，联合国层面有五大遗产，一个是世界文化遗产，第二，世界自然资产，第三是文化与自然遗产，第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五是农业文化遗产。对于农业文化遗产，我们是“宝贝”最多。我们可以展示一下农业文化遗产。

我们的行动必须有理念的支撑。行动没有理念的支撑是假的行动。我对于乡村的判断是乡村有集体失忆。有失忆就有记忆。行动：理念和起点。我一直以为有一种类似宗教的力量可以拯救乡村，那就是村落生活中祖祖辈辈携带的集体记忆。面对村落凋敝，农民贫困的处境，让农民生起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与自信，进而利用本土资源寻求自我发展之路，正是乡村建设的内在诉求。因此，对于记忆的搜集，使村民获得情感的归属，便是我们行动的起点。

我们怎么收集记忆吗？记忆能重新整合乡土社会的功能吗？能，不但能，这些记忆还能发挥巨大的重整乡村社会的功能。农民如果跑了，精神还在，乡村就不破败。如果魂跑了，人也跑了，那么乡村就破败了。农民认为，家乡就是那个梯田，它不美，它没用，它破败，人也跑了，魂也跑了。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要是让当地人能够心生对家乡的认同才是最根本的。我们行动的终点就是让农民生起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与自信，进而利用本土资源寻求自我发展之路，正是乡村建设的内在诉求。

我们今天的所谓的爱农村、懂农村的人捆绑在一起，不一定能够真正的达到效果，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让他们自己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我们仅仅起到“引领”的和“唤醒”的作用。让农民自身成为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这是多么伟大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带着热情和自身的储备，今天的乡村可以在我们的手上有所变化。

如何做呢？每个乡村都有不同的操作手法和我们对他的判断，乡村“一村一隔”的状态，正是它内在的景观和独特的文化形貌才让我们迷恋乡村，才能变成真正的现实。我经常讲一次，别人说我是“乌托邦的乡村”。我想告诉别人，我们有浪漫的情怀，我们也有脚踏实地的行动。最近说我浪漫的少了，这与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搜集老照片，走进乡村，你跟当地人说，老大妈，讲讲你的过去吧？老大爷就很茫然。但是，他们家放着老锄头靶子，这里面就有故事，这一讲讲一串。这故事到底在哪里？照片，这是你妹妹吗？老太太说，这是我奶奶。从老照片、老物件入手是我们专门进行口述史访谈的重要线索。县里的人喜欢显摆的就是乡村县志，是康熙年间的。但是农民会觉得这是他们家的宝贝。村落文化志，就是编辑呈现了一个村落老祖宗的生存状态，是当地人认为贡献最大的事。

今天的乡村并不是有那些电子设备就存留了，而是个体记忆。并不是那些声、光、电那些电子设备。通过口述史的方式方法去记录那些久远的故事。今天主要想口述史对于乡村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乡村家族的故事记录出来。记录就是这样琐碎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记录下来有什么用呢？说完了，我们为什么要做乡村口述史？因为乡村失忆了，我们要唤回记忆，这个记忆的文本我们要在今天的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何以见得，请看我们的案例。

这几个村子我们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拿出来分享的就是带有浓郁的陕北风情的窑洞。我们走入这个村子一共有213户，806人，常年在村158人，这样一个村落让我们感慨乡村破败，在寒冷的冬天走进村落感觉尤为明显。你如果再夏天走进乡村可能感觉到一丝丝的暖意，但是这个村落确实很贫困。我们国家精准扶贫，郏县的泥河沟全村有五保户、灾害户，今天我们提及灾害户有多少户，他们的状态呈现在我面前。我对村落的每个家庭有所了解。

有个县委书记检查我工作问我是不是能认清楚每个人，我就告诉他每个人都记住，哪个人坟茔地我都知道，这是我们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看家本领，所有谈及的都是表面现象，只有你信任对方，他才能够开启心扉。我会提及一个老人，村里的庙宇都是他负责带人修建的。我第三次下村庄，他才把他的宝贝拿给我看，他说真的以为我们就几天就走了，结果他才发现我们真正的呆在这里了。他说不告诉我无法交代了。我这几年做口述史，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的层次的，一定要真正成为他们的朋友、忘年交、成为他们的孩子，这才是真正深度的田野。这几年我做口述史我认为有三个层次，一般人能做到第一个、第二个层次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我觉得没有扎实的田野工作是做不来的。这个村子的独特资源是什么呢？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专家，农业文化遗产保存下来就是地处偏远、生态脆弱的地区，民族文化很丰富，农业文化遗产地就要感谢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阶段，农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陕北村落的浅层资源就是枣树，我跑过枣树园林，这个枣树呢在这个村落最长的历史有1300多年的枣树的历史。

这个枣树居然有1300多年（当地人说1400年）来摘下来的，所以我们回觉得它独特，说不定成精了。每年枣花开的时候依然芬芳，面对这样的古枣树园，你一定对他有一定的设想。他不是野生的。老百姓认为农业大学的教授他都懂，这是对农业大学的正确解读。这里面是一种文化创造，当地村民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人和枣林文化共生的自然文化系统。老百姓看好这篇枣园，但是能否成为会下蛋的母鸡呢？这一年千元钱，这里面凭借这个枣林如何让老百姓过得好，这才是真正发挥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自然的禀赋可被激活。很多乡村的领导不重视农业文化遗产，很多人叫我给他们洗脑，重视农业文化遗产。那一年2014年夏天迎来了一个县长，这位老兄表现的特别着急，说要去三个村庄所以到泥河沟村庄看看教授的工作很辛苦，慰问一下，他跟我讲这片枣树，面临有机枣如何做，害虫如何来，讲了20分钟，我就说“县长，你能给我几分钟时间”。他说：“你讲”。我说我讲一个事情，“今天县里的所有的领导应该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给这个土地造成的灾难”。周边的所有领导脸色突变，以为这教授疯了。

如果不是因为天灾的原因，一年按照地方收入，枣树每年的年产量，卖不出去的话，100多万斤，老百姓会骂老天爷骂？就会骂你县太爷不行，政府无能。就去围攻你，可是就是因为老天爷灾难，让枣树不生产，让这个枣树不结果，这样每年微博的收入。全年收入就300块，枣就卖不出去，后来就喂羊。“谁来拯救乡村”？我跟县长说100万斤，5万斤有一样的收入。这就是全村人的智慧。

如何利用农业文化遗产这个机缘能够将自然和人文遗产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和机缘来发展。我们希望调动各方资源利用资源，这个资源如何利用好。我做完口述史发现好多事都来了。

第一个图就是陕北的一个村庄，另一个是窑洞。作为一个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这是外来文化的干预，不是每个村子都是如此的殊荣。2014年陕北这个村落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2014年11月纳入到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遗产名录。这种名号接踵而来让村落的福气接踵而来。  第三个图有36亩地的核心枣园。黄河边的枣园是黄河瘫枣。现在建立了一个堤坝水库。这里都是村落潜在的生态文化，我们挖掘的非常有限。我们走入村落就是记录村落文化，带动乡村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干预。

为什么是文化干预呢？文化干预就是从联合国层面到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乡村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保护运动。

我曾经天真的想是否能借助于这样一个机缘给乡村带来一定的变化呢？这是我要努力的方向。立足于这样的思考，2014年我组织了本科生团队下乡。当我试图带着我的学生实践的时候，我要培养学生，找到一个场域作为一个关怀，将我对乡村的理解转换为行动。我带着我的一个学生去乡村调研，我们见到一个专家实际是枣树专家。当地人说，他们没有听过农业文化。就让我一定先来小村看看古枣园，没有人保护这片枣园就没了。于是，我带着学生去了这个村庄，6月我去村庄，枣树是人工培植的，村落可能有百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我告诉学生一个人拿着一个口袋，回家去读资料。我们俩提着两个兜子去的，县里一问没有。翻开县只有写了两行字：有个枣园。我就问乡村有没有能人，当地人说有，当过大队长和小学校长。结果我去找这个老人了，当时这个老人愣愣的、傻傻的望着我们。那一刻间我特别感触，那个老人第二年再去老人就走了，走了以后故事都带走了。所有的记忆都没了。那一瞬间我非常感触。所以我感慨人类学家的判断——没有哪个老人等着你采访以后再赶赴黄泉。因此，这是一项抢救工作。回去我就制定计划，开始做文化搜集工作。口述史要集结成册，那是一个历史遗憾，这是我们积极要去做的事情。很多看似一般的，普通的乡村被我们采录以后变得非常的伟大而有意义。老照片，小学集体照片，老物件，老的锄头工具这些老物件都是村里具有波澜起伏的故事。村里面的人都有大名和小名，村里老人熟悉以后把家里的“宝贝”搬出来，给我留纪念，他害怕我下次来的时候就没了。留下来的是什么呢？他留下的是地契和文书，乾隆年间的、康熙年间的，这些老物件还有他妈妈1950年用毛笔写的日记，那时候我特别的感觉到抱愧泥河沟，我曾经很认为这个村庄没有故事，这个村落有1000多年的枣树陪伴连300字的故事都没有，还怎么让我心生敬意。但是这些老物件让我发现村落的百年记忆藏在箱子里、衣服里、老照片里、埋在泥土里，藏在树根下，藏在记忆里，乡村不是没有文化，只是因为我们眼光太浅，没有发现。乡村文化的发现需要我们用心、用情去做的。

我们希望乡村内在的规律应该被发现，乡村呼唤每一个爱他的人。我们在走入陕北乡村的时候，女性都在幕后，一般老太太都是让男的说，她说自己不会说。实际上，在家里的炕头上，就是一个老太太八个男子抵不上。她看着我像她儿子，就让我吃玉米，说我吃着了，她儿子也吃着了。老太太抬出来一箱子她的嫁妆，于是抬出来。我说这箱子值钱？她说不值钱。结果我说我要了，她就说这是她外婆给她的出嫁的嫁妆，这里面的老物件不在于自身的价值，而是作为转换为情感载体的价值。这样一个普通的箱子里面裹挟着多少不一般的情感。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我们国家2013年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审批了四批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一共91项。

接下来说说，口述历史制作的事情。村落文化的发掘口述历史非常重要，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村落，口述历史史非常重要的方法和路径，我们采访了100多位老年人，成篇的有30多篇的文献。一个口述史是有很多人的推动的，包括当地人、全县的申遗工作作贡献的人、科技日报的文化记者、县长、地方官员。我们每次要修改五六遍，各位看到的口述史有30万字，每个里面都有小的子目录。40个口述都有故事，我们一个个的采访，我们最后整理素材的时候我们惊讶的发现我们解读村落的文化要素没有一个逃出120个目录。口述史是一种方法、文本，也是撬动乡村文化的路径。通过口述史把村落、山间、枣树下的故事都呈现出来。口述史不是个人的表述，带有丰富的社会性、集体性。口述史不是有声光电就能做口述史，你需要用你的真情对接。

我曾经带着学生去做妙峰山的研究，一个学生去采访一个香首，就是老会长。听他讲的时候，学生都满眼通红，他说每次去就跟爷爷一起哭。每次去采访就讲嘉庆六年老祖宗如何经过慈禧的同意就开始跟她讲。每一次说那么多。真情就是动情，没有真情无法真正做研究。只有亲情的融入才能让口述史具有情感。如果仅仅走进生活世界是远远不够的，而是精神世界。进入生活不够，而是进入生活背后的精神世界让人有感悟的东西。我在泥河沟发现当地的人可能有更多的生活阅历，传递了生活最本真的故事。“借个毛驴娶媳妇”，创造一个条件和情境去让他自己去讲。他的价值就是给普通人表述自我的权力，也是将他的生命欲望和现实生活整合在一起的方法。如果你看成是方法就是方法，如果是目的，就是目的。

我们作为一个采写者，如果对生活没有感知，就不会写出生动的东西。你没有同感。我们学生下乡要有一年的训练。所以，要想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口述史的采访者必须内在的生命史充实的，要有清晰的对于他者的心灵体会和情感的交汇和基于理解的同情和情感到位的时候，才能做出真正的口述史，否则它不过是是口述的原始资料。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时代呢？因为每个人的记忆和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是相依相伴的。我们采访泥河沟的百位村民整理的文本，我们惊讶的发现，村里的地标的建筑就是他们的共同生活，修建堤坝、水田的生活事件就是他们的集体记忆。我们的记忆就是在和生活环境关系和别人互动的关系中建立的多层次的、交相辉映的、社会互动和社区生活互动中建立起来的，我们每个人无法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我们每个人就像是一个屋子一样，有不同的屋子，但是每个屋子的人和世界外的人也有着联系。我们通过口述史的方式来构筑的事实就是生活叙事和口述史之间的联系。我们调研的目的是重建和联系。重建是什么？就是重新建立人们生活过的那些集体记忆，就是我们要追问的“庙宇是哪一年修建的，是我退休第二年，什么时候重修的，哪一年是谁谁当大队长的哪一年”？所有的年份都与个体串联起来。没有哪个人游离于社会之外。这个联系就是把往事如烟般的联系起来。联系就是这样一种把事件和个体紧密联系起来。社会事件和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举例，枣树的灾害和收获似乎与当地人的生活记忆有重要的联系，老太太说，枣树灾害的那一年是谁出生哪一年，枣树结果哪一年是谁外出打工那一年。我们做口述史具有三个层次——生活史、生命史和心灵史。我们绝大多数口述史只能做到一个层面，就是生活史层面。生命史（就是情感体验可以与熟悉群体共享的那些足以成为群体共享的部分，具有超越个体与家庭之外的特别的意义），心灵史。我坚信有一种跨越时代和时空的心灵密码，我们可以在个人叙事中呈现出来，就像重要的史料一样。这里面承载的是那一辈人生存的心灵体验。

我们在口述史制作的时候要有怎样的心灵感觉呢？我们追问的时候怎样把个人声明和外在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我们讲陕北人独特的生活模式和重要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文革时期老革命为土地付出的汗水。比如水坝要拆迁的时候，老人为什么会抚摸水坝的每一块石头？这和文革时期的历史事件联系中在一起。比如一个年轻小伙子贩卖枣去新疆的时候相匹配的时代记忆就这样被搜集起来，我们要了解人们所在的时代背景。

第二点就是个人的情感元素的彰显。那些平凡的故事让人听来真切和感动。在口述历史背后的乡村故事，就是人生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庙宇和灾害，教育和经济联系在一起。我们通过一遍遍的采访和一个个故事的追问，把当地人和历史事件的记忆被唤醒，那些激情的岁月被重现，这就是我们搜集记录下来的他们祖上的往事。贫穷不再是一个符号，他们讲述了祖上的如烟的往事。我们的口述史最终以一个个文本的形式呈现。这些文本与村庄建设有哪些关联呢？有一个老头那天跟我说，教授你怎么才出来，我又想起来一个故事。可见一个所谓的落寞的乡村里面，人对于乡村文化存留的诉求很强烈。我们的口述史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历史如此丰满，生活变得不再寂寞，乡村已经不再落寞，那个落寞的戏楼已经不再被人遗忘，很多老百姓自己在戏楼排练戏曲。2016年7月，我们举办了泥河沟讲堂。冬季也有冬季大讲堂，很多外出打工的人回来。很多人以为请人回来给人钱，老百姓主动搬上小板凳自己聆听，问及大讲堂好不好，老大娘说好啊。文化就是当地人迫切需要的。我们为他们还能做点什么呢？乡村会以自己最高的礼遇欢迎远方的客人。陕北人特有的朴素的方式。

我原来只想记录些故事，后来又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正是有了口述史方法的制作，老百姓不再是那个“旁观者”，而是自身文化的守望者和传承者。那些尘封的记忆转换成为把人、把情留住的纽带。这些故事把人凝聚起来。口述史还能把村落里面的既往的纠纷化解，凝聚情感，这也是口述史的效用。口述史存留当地人的过去，目的是让他们的子孙知道祖先都做了些什么，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生活在乡村的老人对于生活缺乏基本的自信，我们用口述史的方法让他们安顿自己的心灵。举例，我们在泥河沟遇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带领村里人修筑堤坝遇水被冲垮，这位80岁的老人经历了村中水利系统的变革。老人家和我们在大冬天走路，每次故意拉下自己的帽子，然后两个晚辈给他把帽子拉起，这位老人不断的享受着晚辈对他的关爱和呵护。我们用什么情感去温暖这个落寞的乡村？温暖老人不再寄予期望的心灵？口述史表面是在问询他者，实际是叩问自己的心灵。表面是在关注他者，实际也是在问及自己。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目睹一辈子辈子的人，田野工作作口述史是对自身生命的再一次衡量和感知，我们通过田野认知自己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