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6年1月23日，秦岭北麓发生了8级大地震，“地忽大震，声如万雷，川塬坼裂，郊墟迁移，道路改观，树木倒置，阡陌更反，五岳动摇……”83万人命归九泉，关中大地几无人烟。为了恢复陕西的生产，明政府强令山西向陕西移民。在晋阳城，李氏家族来陕的第一代先祖、教书先生李训一步三回头的告别亲人，来到了陕西省大荔县羌白镇八女井村（今称八鱼村）。

八女井村地处沙苑北部，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光照充足，有利于粮、棉、油的种植。加之李家素有诗书传家和经商的渊源，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李家就有人在朝为官，有了静远堂、明远堂、致远堂和志远堂四大堂号和以万字头命名遍布全国的商号，跻身陕西商帮行列，生意遍布全国各地，成为大荔县的首富。民间有李家走遍天下不吃别家饭、不住别家店的说法。

据陕西西北大学秦商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陕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李刚教授说，“陕商崛起于明初，鼎盛于清，衰与近代，为天下第一商帮，同州府(今大荔）曾是陕商的核心。”

明初，政府为了保证边疆的安全，在陕西边界上驻扎了24万的边防军，为了让商人帮助政府解决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明政府在陕西实行了“食盐开中制，”就是把陕西的粮食贩运到边关去换盐引（又称盐钞，是贩盐的凭证），然后拿盐引去贩盐。

春秋战国以来，政府垄断经营食盐专卖。而明政府网开一面，让陕西商人参与食盐专运，赚取盐利，当时盐利是食盐本钱的3倍，但是商人要获取盐利的条件是把粮食贩运到边关来换取盐引。明政府之所以在陕西实行这一政策，是因为陕西，特别是关中是产粮区。万历年间，全国264个产粮府，陕西排第四位。明中叶陕西官仓的粮食就足够边防军吃10年。这种做法实际是将食盐和边防建设结合一起，通过食盐政策促进边防建设。

由于政策的原因，明代陕西商人的实力远在山西商人之上，所以叫“秦晋大贾。”陕商经营着八大产业：食盐、布匹、皮货、药材、水烟、木材、典当、酿酒。他们把粮食运到边疆，又把定边花马池的盐运到伊蒙、青海、甘肃，又把蒙、青、甘的皮毛、水烟运到汉中、四川、云贵，又从那里运回茶叶、药材、布匹、红糖，陕商占据了全国的大半壁江山，银子流水般地向陕西。松江府嘉兴镇就有“机声扎扎连夜操，关中贾来价更高”的歌谣。

据陕商史册记载，河南社旗镇是河南布匹的主要交易场所，唐河的水运为棉布交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最初，一位王姓晋商独占了社旗的布匹生意，其它商人针插不进，水泼不入。陕西韩城党家村党姓商人（韩城党家村人是原朝邑县营田村人氏）经官府鉴证比赛向唐河扔银子，以争取在社旗的主导地位。晋商向唐河扔了100两银子，陕商向唐河扔了500两银子；晋商再向唐河扔了1000两银子，陕商再向唐河扔了3000两银子，晋商终于认输，陕商取得了在社旗的领导权。

大荔处于八百里秦川的东端，黄、洛、渭穿境而过，土地广袤，自古就是粮食的主产地。汉唐以来设左冯翊，属京畿重地，文化发达，商贾云集。后又是同州府所在地，辖华阴、华县、潼关、大荔、朝邑、白水、韩城、蒲城、澄城、合阳等十县，是渭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水陆交通便利，因而商业贸易在陕西起着领导的地位。所以《朝邑县志》载“朝邑颇事贾”。

八鱼李家和羌白镇接壤，羌白又以粮食贸易与皮货生意见长。李家从甘肃、陕北运回生牛羊皮，经羌白的“毛毛匠”加工成驰名全国各地的“萝卜丝”、“九道弯”、 “轻而暖”皮裘和皮具，发送到遍布各地的四大商号，获利颇丰。李家实际参与和领导了陕商的发展。

到了清代，晋商利用清政府的政治资源迅速崛起，帮满人打天下，满洲贵族给晋商丰厚的回报把八大晋商调到北京。商于1831年办起了票号，商贸事业达到了顶峰。晋商在利用政治资源，而陕商却在反清复明，这也说明了陕西人不可多得的民族气节。加之陕西遭受回民起义、光绪年间关中大饥馑，陕商急转直下，就在这时，“秦晋大贾”变成了“山陕商人。”

就在陕商逐步衰落的时候，八鱼李家遭到了灭顶之灾。在清朝政府残酷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极端的民族高压政策之下，同治四年（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四月二十八日，大荔南王阁村回民联合附近回民首先向八鱼村地主团练发动进攻，团练大败，八鱼村和羌白镇失陷。李家的主人李怀珍为躲避战火携家逃至澄城县，由于担惊受怕，时年55岁的他一病不起，客死它乡。时隔六年，回民义军重返陕西，李家刚刚从第一次劫难中喘过气来草草修建的几处院落被大火烧得孑然无遗，而且有多人在劫难中丧生，其中包括李树德（李怀珍的侄儿）三个儿子，一个孙子。李氏家族惧怕再次遭受劫难便举家出走，有的寓居外地商号，有的隐居山乡僻壤。然而，李氏族人不论流落何地，都牢记以诚待人、以德感人、耕读传家的祖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凡的成绩。

八鱼李氏家族的兴衰，印证了陕商的兴衰，它是陕商的真实写照和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