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故宫的百年大修工程进入第三阶段（2015年至2020年）。在故宫修缮工程中，使用了许多新做的琉璃，不管是色泽还是制作工艺，它们都透着浓浓的传统韵味。很多人会纳闷：这些琉璃是古法烧制出来的吗？它们又来自哪里呢？这些与传统别无二致的琉璃，其中一部分就来自离北京城不远的门头沟琉璃渠村。

作为第一批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村庄，琉璃渠村在门头沟的古村落中独具特色。从门头沟区政府沿永定河畔向北走3公里，就是琉璃渠村。走进村里，目之所及的是富丽堂皇的琉璃瓦顶，精美的琉璃构件随意散落在各处，特别是村中那道美轮美奂的百米琉璃墙，无不令游人叹为观止。

看到外来游人惊讶的表情，村里人会不经意地说：“这算什么？故宫三大殿、北海九龙壁、颐和园、万寿山、天安门……北京城里所有的皇家建筑，那琉璃全是我们村做出来的。”

千百年来，琉璃渠古村窑火不熄。山上的黑色页岩被开采、揉碎、烧制、定型、上釉，几十道复杂的工序，才成为一块溢彩流光的琉璃，装点了几个朝代的雄伟宫殿；制作琉璃的秘方在一代代匠人中口传心授，传承至今。

曾为金中都宫殿烧琉璃

说起中国的建筑特色，不能不提琉璃，建筑大师梁思成曾写道：“琉璃瓦之施用，遂成为中国建筑的特征之一。”林徽因更是充满感情地赞叹：“本来轮廓已极优美的屋宇，再加上琉璃色彩的宏丽，那建筑的冠冕便几无瑕疵可指。”

琉璃用于建筑的屋顶，据梁思成先生考证，最早始于北魏，《魏书·西域志》提到五色琉璃，“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为。”到金国在北京建都，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琉璃，史书记载金中都“宫殿皆饰以黄金五彩，一殿之成，以亿万计”。

忽必烈建造的元大都比金中都更为壮丽，装饰宫殿的琉璃顶让马可波罗惊叹不已，他在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颜色，上涂以釉，光辉灿烂，白色犹如水晶，蓝绿则如各种宝石，致使远处也可见此宫之光辉。”元大都皇宫的修建成为北京皇家建筑大规模使用琉璃构建的一个高峰。

这些琉璃从哪儿来的呢？最方便的当然是就近烧制，根据元史记载，1263年，元朝在琉璃渠正式设立了官办的窑厂，为修建大都供应琉璃构件，并专门派官员管理。

为什么皇家会把窑厂设在门头沟的琉璃渠呢？对村史颇有研究的村民肖永旺先生告诉我，那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条件得天独厚，“我们这儿有一种黑色页岩，粉碎之后称为坩子土，土中含铝，带油性，烧制之后变成白色，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月斧修成玉色泥’，是制作琉璃最好的原材料；而且门头沟地区有优质的煤炭资源可供烧窑，这里距京城不过60里，方便运输，也便于朝廷管理，于是，700多年来，这里就成了元、明、清三朝的琉璃官窑。”

但是，最近的考古发现证明，琉璃渠村烧制琉璃的历史不止700年。在琉璃渠村北约3公里的地方，考古发掘出大量辽金时代的残片，其中就有琉璃制品。琉璃渠村建村历史在千年以上，所以专家推测，琉璃渠村的窑厂有可能在辽金时代就已经出现，为金中都的宫殿烧制过琉璃构件，因为琉璃的原料坩子土全北京只有琉璃渠村一带有。传说中的古村窑火千年不熄，应是有据可查。

元朝时，忽必烈为了建造元大都，全国的能工巧匠聚集到京城。琉璃渠村最出名的匠人是从山西迁来的赵氏家族，其家族代代相传，被称为“琉璃窑赵”，享有盛名。清乾隆时期，因为城市发展，京城里唯一的窑厂琉璃厂撤销，迁到城外与琉璃渠村合并，于是琉璃渠村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皇家建筑所用琉璃，全部来自琉璃渠窑厂。

“琉璃窑赵”传人受封五品官

清朝百年间，“琉璃窑赵”世代和皇家建筑总设计师“样式雷”合作，创作了很多琉璃精品。“样式雷”先后六代主持皇家大型工程的设计，如故宫三大殿、圆明园、万寿山、玉泉山、承德避暑山庄等，这些工程的琉璃制品都是“琉璃窑赵”烧制。烧制前，先由“样式雷”设计，绘制图纸制作模型，然后“琉璃窑赵”烧成坯子，镌刻花纹，两家分工合作。史料记载，当时为皇家烧制琉璃构建，不论大小品种，统一计价，每件纹银一两，可谓利润丰厚。传说中的仙人可以点石成金，在琉璃渠村，真的可以“撮土成银”。

不过，为皇家办事，规矩非常多，所有构件器物如有一丝一毫的差池便会引来杀身之祸，所以琉璃渠村的工匠们小心翼翼精工细作，代代传承，手艺炉火纯青。由于承造皇家“大工”构件有功，“琉璃窑赵”第16代孙赵春宜还曾受封五品蓝顶子，成为显赫一时的皇商。

漫步在琉璃渠村，走过全国独一份的琉璃瓦顶的过街楼，便能看到一所保存完好的清代大宅，这是清朝廷工部设在村里的琉璃局办公场所，当地人称做“厂商宅院”，“琉璃窑赵”家族在此主管琉璃生产200余年，宅院最出名的主人便是五品皇商赵春宜。

琉璃工匠家族出了五品官，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赵春宜显赫到什么程度呢？琉璃渠村当年归宛平县管，宛平县管辖皇城，号称天下第一县，知县不过是个六品官，所以宛平县的官吏根本管不了琉璃渠村。赵氏家族为何受到器重？只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琉璃制作的秘方。

在村里的老人口中，还流传着赵春宜的轶事，据说他非常聪明，还有一个德国人曾认他为干爹，而且常为村里做善事，琉璃制作的传承和保密制度便是他制定的。琉璃制作程序繁多极其复杂，工种就分为“上三作下五作”，保密制度规定“传男不传女”，各作之间也不许串作和偷艺，采用工序分工法，一个人只许掌握一道工序，每个人只需把自己的活儿做好。

如今走进“厂商宅院”，还可以想象当年这里的繁忙兴盛，两进的四合院占地500多平方米，一共22间房，青石台基，砖雕精美，院内方砖墁地，墙体磨砖对缝，用地炕火墙取暖，建造得极为讲究。“村里老人把这个院子也叫做 ‘花园子’，因为赵春宜一生喜好养花，宅院内外种满花树，院外还开出了40亩荷塘，他给东侧廊子取名‘东临听雨’，西侧廊子取名‘西阁听雪’，非常风雅。”肖永旺告诉我。

民国时期，琉璃渠村窑厂日渐衰落，厂商宅院也随之萧条。

修缮天安门特制“葵花”瓦当

走过琉璃渠村的标志性建筑“百米琉璃文化墙”，可以看见一座大门紧锁的工厂，门上大字写着“北京琉璃制品厂”，它的前身便是琉璃渠窑厂，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收归国有，几十年来，它曾经是北京唯一的一座国营琉璃厂，新中国成立后大型古建筑的维修，仿古建筑的琉璃材料，都是出自这座工厂。

由于各种原因，工厂如今已经停产，但是村里人对这座工厂的感情却难以割舍，因为这里的工匠都出自本村，出了不少名师，甚至还有教授，它是琉璃渠村的一大骄傲。

几百年来，琉璃渠村的大多数村民都以制作琉璃为生，赵氏家族自不必说，此外还有武氏、郭氏、周氏家族等，祖辈延续至今。村民郭立生是家族琉璃技艺的第三代传人，说起祖辈前人，语气中满是自豪。“我祖父郭万隆是稳坐（负责设计、制模）技艺的代表，1959年参加了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大建筑的修建和设计，他还是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系教授，后来由于工作需要，调入故宫博物院琉璃瓦厂，培养出了大批琉璃工艺匠人。”

郭立生口中所说的“故宫博物院琉璃瓦厂”便是琉璃渠村的这个国营琉璃制品厂，那是它最红火的一段时光。1959年，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工程”需要各种琉璃瓦49万件，限期10个月，这个原本只有60多人的工厂一度增加到500多名工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琉璃生产的第一次高潮。1962年，工厂划归故宫博物院，故名“故宫琉璃瓦厂”，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古建专家单士元先生任厂长。

“我父亲郭占华作为‘上三作’的琉璃技艺传人，在北京市琉璃制品厂工作了一辈子，直到退休。他参加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北京火车站等著名建筑的设计和修缮。”郭立生说。

1969年天安门大修，需要的琉璃构件全是这个工厂烧制的。肖永旺的父亲当时也是工厂职工，他告诉我当年的一件轶事。“天安门城楼原来的琉璃构件很多已经破损，损坏的搬到村里，按照原来的尺寸样式烧制新的换上，原来的滴水瓦当上的图案是龙形，可是厂里的工匠觉得新社会不应该沿袭帝王专用的龙形，出于对毛主席的爱戴，便改成了葵花，取‘葵花向阳’之意。后来得到了周总理的批准，所以现在天安门的琉璃滴水瓦当都是葵花图案。”

如今，村里还保留着一块当年天安门大修时烧制的葵花瓦当，成为那个年代的特殊纪念。

“文化大革命”中，琉璃瓦因为被看成是为“封、资、修服务的产品”，工厂冷清，无人问津，直到1979年，北京开始大规模古建修复，同时琉璃工艺品也成了出口产品，琉璃渠村才又热闹起来。

“1980年，工厂为日本仿制了一套九龙壁，由7912件组成，重75吨，无论是烧制技术还是釉料色彩都可以和北海九龙壁相媲美，在日本广岛安装之后，受到高度评价。”除了琉璃瓦构件，如今琉璃渠村还可以制作琉璃桌、绣墩、鱼缸等，成为国际市场非常受欢迎的工艺品。

古村兴衰书写琉璃历史

如今的琉璃渠村，虽然曾经风光无限的国营琉璃工厂已经成为往日的记忆，但是琉璃制作却并没有停止，千年的窑火并未熄灭。村里现在还有两家民办的琉璃窑场，仍然在延续着古老的工艺，为北京很多古建的修复提供琉璃制品。

走进村里一家炉火正旺的窑厂，看到的是一排红砖窑，样子和上世纪30年代德国女摄影师赫达·莫里逊在琉璃河村拍摄的砖窑没有什么差别。车间里，两位工匠熟练地把黑色坩子土制成的筒瓦坯子细细抹平，这样烧制之后才能均匀地挂上釉色，这个工序叫做“抹活儿”，一个人一天只能加工几百块筒瓦。

加工好的筒瓦和构件静静躺在烘干车间里，经过3到7天才能入窑。在窑前忙碌的一位师傅告诉我，烧窑温度在1000到1100度之间，升温时要慢慢达到最高值，否则坯子会出现裂纹，只有慢慢烘窑，才能充分排出窑中活件中残留的水分，使之不裂。添煤只有经验丰富的工匠才能掌握好分寸，把握好火候，既不会烧过也不会欠火。

烧好的坯子变成了白色，这时候就可以挂釉了，只见一个红色的大盆里盛着红色的釉料，师傅用一个大勺子在瓦上一浇，就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弧形，看上去似乎不难，难的是每一片瓦都浇得一模一样。据说，挂釉这一项以前就要学三年才能出徒。

最后一道工序是入窑彩烧，这里面的学问就更大了，师傅告诉我，由于釉色的不同，彩烧的温度也有所变化，如绿釉需要880℃左右，黄釉要980℃左右，而孔雀蓝釉则要1000℃左右，烧彩窑的温度掌握尤其重要，这最后的十几个小时是制作琉璃的关键，稍有不慎一窑的活计就会前功尽弃，之前几十天的辛苦都白费了。

在过去，彩烧技术只有极少数的烧窑技师能够掌握，也是这行里言传身教的秘密，叫做“火里求材”，他们可以根据火的颜色来判断温度，窑门上留一个观察孔，随时调整炉火的温度，才能烧出漂亮的釉色。

村里的琉璃老匠人赵恒泉讲：“做琉璃有十字决：抠、铲、捏、画、烧、装、挂、配、看、返，要想掌握绘画、雕塑、用色、火候等几十道工序，需要很多年的努力才能达到。”村里一代代琉璃匠人都是十七八岁就开始跟着长辈干活，有的终其一生，也只能掌握其中的一两道工序。

一窑炉火已经渐渐冷却，经过整整45天的制作，工匠们从窑里搬出来的便是琉璃瓦的成品，原本红色的釉料经过高温加工，变成了灿烂的黄色釉彩，一片片溢彩流光，据说琉璃釉彩的颜色千年不变。厂长告诉我，这些琉璃瓦有的是用于中山公园的古建修复，有的用于故宫古建的修复。“只要北京还有地方需要琉璃，我们的窑就会一直烧下去，工匠们的手艺也会继续传承。”

古都千年琉璃的兴衰往事，书写着古村的命运起伏，一代代工匠的人生编纂出一部琉璃的史书，而琉璃渠村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