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武宣县东乡禄库村，土木古宅，代有名人。清朝后期和民国初期，该村先后出过陈步高、陈鸿庆、陈天泰三将军，名震当时，声垂后世。抗日战争时期，又有陈文渊、潘新潮抗日两干将，组队歼敌，令鬼子为之胆寒。 

　　抗日战争第二年，青年学生陈文渊响应中共武宣县工委号召，考取广西学生军。时值广州、武汉沦陷后，广西三向面临日军进犯。国民党广西当局为了利用青年学生发动群众，支援国军作战，以保卫广西，于是招收了4200多人组建广西学生军3个团，由国军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兼任学生军司令。而中共广西省工委则依据国共合作原则，指示各地党组织发动进步学生入伍，以秘密掌握和影响这支队伍，宣传中共抗日统一战线主张，组织各阶层民众团结抗日救国。 

　　1938年11月中旬，陈文渊一行近90名同学，参加武宣县政府召集的送别大会。接着步行向广西省会桂林市进发，到那里接受编队。陈文渊等经武宣、二塘、妙皇、桐木、头排、荔浦、阳朔，历时9天，走得脚肿起泡，到达桂林。进市区时天已漆黑，找不到宿营地，住七星岩洞里。时值秋收，借农户稻草为褥，度过寒夜。 

　　广西4200多名学生在桂林集结，陈文渊编入二团六中队，队长为国民党军官，指导员是共产党员。起初为避免在桂林遭日机空袭，队伍转经阳朔到荔埔集训，后又转回桂林。在桂林集训期间，陈文渊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听了夏威、叶剑英、范长江、夏衍、田汉等名人讲话，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养。 

　　1939年2月上旬，二团从桂林向桂平转移。陈文渊历经千辛万苦，翻越大瑶山，到达浔旺乡集训。他在这里学习夏威司令提出来的宣传、组织、作战要求，学习军事理论，接受基本动作、利用地形地物、投弹、射击的训练，还接受班排连的战斗教练。陈文渊听取中共党员、团政治部主任靳为林所作的抗战形势和政治理论报告，接受原中共武宣县工委委员、本中队同学韦天强所作的有关时局、人生观及工作方法的教育。浔旺乡集训，使陈文渊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素质大为提高。 

　　1939年4月至1940年6月，六中队以班组为单位，在陆川、博白两县农村分散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陈文渊在活动中经受了农村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长时间煅炼。 

　　1940年7月，学生军在隆安县下颜圩整编，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军团。杨烈任中共广西学生军团总支书记，韦天强任中共广西学生军团一大队二中队支部书记。 

　　8月中旬，陈文渊随队伍第一次挺进十万大山，在左县驮卢镇进军渠黎乡时，参战打退日军进攻。9月22日夜间，通过邕龙公路日军封锁线，24日到达上思县城。此后数月，在上思、绥禄两县乡村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 

　　桂南第一次光复后，1940年11月至1941年春，陈文渊致力于当地群众善后工作。此时此地，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6月，学生军调集南宁解散，陈文渊被安排到广西省合作人员训练班学习。韦天强任中共广西省合作人员训练班总支书记，陈文渊任中共广西省合作人员训练班二中队支部书记。 

　　在华南国防前线，陈文渊经受了三年考验，终于从一个青年学生成为名符其实的抗日战士、中国共产党忠诚的地下工作者。 

　　1942年广西桂林“七.九”事件前后，在外地活动的武宣县藉党员撤回家乡。参加过学生军的东乡党员韦天强、陈文渊、韦颖等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武宣县特别支部，陈文渊为东乡党组织负责人。原中共武宣县特支委员韦敬礼在《武宣革命的回忆》一文中写道：“中共武宣支部并以陈文渊为领导恢复起来中共东乡支部的组织生活，以陈文渊为支部书记，党员陈廷尧和刘铁民，受中共武宣支部领导。” 

　　1944年10月30日，抗击日军的东乡界顶战斗打响。陈文渊带领党员和骨干，配合地方政府，组织发动群众做好支前工作，为国军送饭菜送弹药。党的群众工作、统战工作，他在学生军已经做过无数遍；在家乡重操旧业，更是得心应手。 

　　界顶战斗至下午7时，日军战死者计第3大队长难波正六少佐以下约80人，负伤者有联队长上野源吉大佐、第1大队长高柳克已等约100人；中方守军阵亡约250人。继30日白天激战之后，又经历31日、11月1日死命争夺，直至2日凌晨，桂绥第二纵队接武宣指挥所命令撤出战斗，日本侵略军才勉强占领该高地。 

　　2日上午8时，日军冲入东乡圩，武宣东部沦陷。 

　　6日，过江的日军占领武宣西部县境，禄新乡沦陷。 

　　日军104师团84联队于11月1日黎明在桂平黄水西方高地击败向武宣南方向退却的国军64军后尾机关，随后侵入贵县中里圩，直逼武宣县境南大门。2日凌晨，日军亮着火把，咿唷高呼，由中里乡经通挽北堂坳侵入武宣通挽圩。部分日军由桂贵石龙经桂平新隆侵入武宣桐岭乡，武宣南部沦陷。 

　　北线，日军于11月上旬中由象县犯进武宣北部。 

　　至此，武宣县12个乡镇除大琳乡之外，其余11个乡镇沦陷。 

　　至此，守备武宣县境的国军，除了负责掩护撤退的唐纪纵队第五连（连长覃源）滞留三里乡，继续与该乡民众拼死打击日军以外，其余第四战区部队都脱离武宣后撤，正面战场战事结束，而武宣本土全民族的抗日游击战爆发了。 

　　日寇地面部队入侵武宣之后，所到之处淫掳烧杀，无恶不作。在日本法西斯三光政策暴行之下，武宣房户被焚烧，财物被掠夺，民众被侮辱屠杀，被拉夫奴役，妇孺老弱，皆难幸免。热血之男，义愤填膺！此仇不报，何以为人？ 

　　1944年冬，中共武宣县特支根据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关于党领导抗日的指示，团结各阶层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防委员会和抗日自卫队，坚决领导抗日，在抗日斗争中，树立党的形象，从斗争中去团结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从斗争中求生存发展。 

　　陈文渊执行党的指示，团结东乡各阶层、各民族群众，开展武装抗日救国斗争。他在花罗村联系了几个人： 

　　陈明普，公开身份县政府职员，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陈文渊关系密切，而陈明普的秘密身份，是八十年代在原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陈岸的延安档案中才发现的。 

　　陈明普之子陈绍坤，在贵州独山任军官，战乱回乡。 

　　陈绍坤之堂侄陈毓义，当过国军军官。 

　　这几个同宗商量后一致认定：禄库村的潘新潮，当过团级军官，资历深、威望高，由他出面做头，号召民众组成抗日义勇队，武装打击入侵日军。 

　　之后，陈明普请潘新潮到家里来，商定此事。 

　　接下来，潘新潮和陈绍坤到上平岭村韦天强家，联系韦家兄弟打鬼子。韦天强当时在外县活动；其大弟韦世常曾经由学生军安排到驻贵州省独山县的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受训，后来分配武宣县政府任职，沦陷后回家；韦天强二弟韦颖在学生军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陈文渊在广西省合作人员训练班一起学习过，一道撤回老家。在韦家一聚，几个老军务都急红了眼，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立马出手痛打日本侵略军。 

　　陈文渊三番五次召集骨干会议，会议定夺： 

　　一、工作分工。党员陈文渊、韦颖、陈明普做内部发动工作，潘新潮、陈绍坤、韦世常、陈毓义做外围发动和组织工作。 

　　二、组织机构。成立东乡抗日义勇队，队长潘新潮；义勇队分3个战斗组，第一组组长陈毓义，第二组组长陈绍坤，第三组组长韦世常、副组长韦颖，正副组长为打虎亲兄弟。 

　　三、战斗员额。战前组织了70余人，投入战斗100余人，两岸其他群众武装数百人未计在内。 

　　四、武器弹药。一是来源于国军一五七师撤退时埋在花罗村背的武器，计轻机关枪3挺、步枪13支、弹药2箱、迫击炮1门，可惜炮已被别人拿走。二是来源于上平岭村韦家10多支枪，其中含几支土漏壳。三是参战队员自有枪支。 

　　五、粮草筹备，参战时队员自带。 

　　六、寻找战机。第一仗在武宣黔江截击从柳州下广州方向的日军运输船队。 

　　战斗序幕的拉开，国民党《广西日报》（1946年1月8日）这样追述：“侦知武宣的敌人，当天在清水拉夫，有搬运物资下梧州的模样。潘新潮同志，即命陈绍坤、陈毓义、韦世常等，到达指定地点，听候集合。”“但当天，敌人并没有下来，便给潘新潮同志以时间，乘竹筏去巡视阵地的机会。他沿河而下，由中堂上岸，打了十多里远的大湾，由狮子山的背后归来。” 

　　1945年1月25日天刚亮，东乡抗日义勇队和南岸友军以及禄那等村来参战人们都到黔江红石滩埋伏，严阵以待。 

　　旭日东升，日军船队从上游古楼村前的江面开下来了， 5艘驳船，橡皮艇12只，驳船在江中心行驶，橡皮艇在两边掩护。居高临下的抗日义勇队和南岸友军以准确的射击．把敌人压得难以还手。武士道精神十足的日军被我们打得人仰马翻，死伤累累。 

　　这场伏击战打了10多小时，直到下半夜1点多钟，日军才在夜暮掩护下逃脱——驾驶驳船不划浆，驾驶橡皮艇不开动机器，静悄悄地顺水飘流到下游去。 

　　这一仗敌被我击毙的，除被河水漂流的不计外，即在坪钟所遗弃尸首，已124具，在黄草岭的亦30余具，均割去右手，由此证明其为真正的敌人，死亡总数达150余人。确切数字，应包括日寇被击毙后当场跌下河随流水流走那部分，故总数远超150余人。 

　　2月24日，陈文渊、潘新潮、义勇队战友、东乡各界人士及各村父老300余人，在东乡街上隆重举行追悼会，并刻碑铭记红石之战牺牲的三勇士韦世光、黎金生、蓝砚田。碑文曰“歼敌成百，而我队三勇士亦以身殉焉”，该石碑现存武宣县博物馆。 

　　红石滩之战过后第43年——1987年3月，三里乡那里村农民李福军在该战遗址水域打捞出土一挺日军机关枪，之后该枪被武宣县博物馆收藏。 

　　国民党《广西日报》（1946年1月9日）追述： 

　　追悼会中，广西第十五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长李彩光，认为“这一仗，能以一个换四五十个的代价，是从来所罕见的。” 

　　1989年，《中共广西党史大事记》一书记载了红石滩之战。 

　　红石之战饱含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在深冬，始现河面狭窄、江岸险恶的地形；日军在水面没有回旋余地，义勇队在岸上易于发扬火力；天时地利为我全收。日军入侵，引发中华全民族团结抗战，促成国共两党合作；义勇队所有指挥员均具备军事素养；诸多因素使我方人和多多。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千锤百炼的陈文渊，利用一时一地的天时、地利、人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 

　　九十年代，自治区某研究室一老同志要我们单位收集东乡抗日义勇队材料，以提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华南抗日游击队》。单位安排我与该老同志对接，老同志担心我写错，问我“义勇队既然是共产党搞起来的，那么队长为什么是潘新潮而不是陈文渊呢”？我讲不出大道理，只能回答他那是史实。 

　　如今，我总算弄明白了：都是禄库村人，都是中国人，都是抵抗外来侵略者，不存在这么一个问题。陈文渊和潘新潮，在抗日救国战争中，都顺应历史的定位，将自己的人生，推上了最高潮头。 

　　红石之战是战争，也是一出在领土上演出的战争活报剧。无畏的勇士、出色的指挥员、策划、编剧、导演、幕前、幕后，大家齐心协力，才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战争剧。无疑，陈文渊和潘新潮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