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如何将传统村落建成一座露天博物馆(下)

大汖村

2021-02-25
温昊阳 、蒲娇 0   |   1


文博山西 

传统村落露天博物馆的建立原则

通常认为,露天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都是新博物馆学的产物,新博物馆学提倡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即不光是遗产本身,也包含与遗产有关的自然和文化载体。简而言之,露天博物馆建立的首要原则就是要打破传统博物馆的空间束缚,将社区内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协同保护,并特别关注生活于特定自然环境中,与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人”的因素和诉求,以促进社区文化认同以及人、物、环境的和谐发展。

 

一、遵从原住民的意愿

 

对于露天博物馆应该遵循何种原则建立,学界早有各种思考。“通俗所说的文化村,就是露天博物馆,在术语上应该称为‘模型文化’,其意义就是把某一时期或某一族的文化生活状况以‘模型’的方式保存或重建起来,以作为展示;把真实的文化生活状况展示出来大半是不可能的或不易做到的,所以只有以‘模型’作为替代”。毋庸置疑,这种对露天博物馆的观点是专家将自身置于客位之上,对其的理论层面构建。然而,在实际操作之中,专家与政府作为新的“实践者类型”,如何读取原住民的真实愿景与生活诉求,在“行动空间”内根据“当地的”条件和“跨区域”的经验相集合,才是评判露天博物馆成功与否的原则之一。

 

黄国光教授从Dr.Fritz Wallner的“微世界”和“生活世界”概念发展出“科学微世界”和“生活世界”概念,用以分析人类社会的两种不同知识和东西方文化哲学之异同。然而,作为掌握更多社会发展规律的专家和更多社会行政能力的政府,并不是要远离露天博物馆的建造与规划,反而应该利用自身优势投入其中。

 

本文认为,在露天博物馆的构建上,专家及政府应该更多关注主体——即原住民的意愿与思考方式,避免“主/客”二元对立的“宰制式建构”(dominative construction)及“不具任何价值色彩”的“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应该采用一种“主/客”不分的“参与式建构”(participative construction),强调知识内容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在20009月“中挪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上,挪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达格·梅克勒伯斯特(Dag yklebust)先生在他起草的“六枝原则”中就曾指出,“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文化是一种共同的和民主的构造,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加以管理”。

 

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文化多样性受到了冲击。而露天博物馆的建设实践同样面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文化自觉恰好为文化的相互尊重、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以及文化多样性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无论博物馆的建设实践因国情而异,但是其宗旨和根本目的不变——居民以主人的身份管理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文化、传承自己的文化,促进社区发展。如何从对峙到融合,从参与到共享,从构建到体验,既对人生意义等问题进行解答,也遵从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提供让观者认知客观外在世界的途径,使“科学微世界”和“生活世界”相通,最终协调好管理者与原住民之间的关系。

 

“通化”的发展过程也是“同化”。例如,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历史文化名村阳邑村中有一座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净信寺,其中正殿中壁画为释迦摩尼成佛的故事,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已汉化。佛教的汉化,就是通化或同化,只有这样才能把外来的文化吸收进来并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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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谷区净信寺壁画(部分)

 

二、注重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融合

 

有论者如吴泽霖先生认为,“有些文物只是某些文物整体中的一部分,另一些文物须在它们的独特背景中才能被理解,如被孤立地展出,意义和效果就会减色”。在露天博物馆的建设中,应既注重其文化属性,也注重其经济属性。

 

首先,露天博物馆所属大文化空间内的开放性、活态性与整体性应该得到尊重,如将自然环境、文化遗产、原住民生活习俗等进行整体保护和展示,将对文化遗产进行活态保护作为建立的首要条件;其次,既尊重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两者的可持续发展,在露天博物馆所在社区内开展相关活动,促进文化多样性及物种多样性的保护;最后,注重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调适——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绝不等同于旅游开发或其它形式的商业活动,必须通过调适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

 

在中国的现实状况下,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产物,虽然不排斥在露天博物馆所在的村落区域内发展旅游,但这绝对不等同于任其肆意以商业化的旅游形式来推动村落发展,或者说把村落发展的唯一期望寄托在旅游业上,只有在社区环境、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才能够确保露天博物馆所在社区中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从而在“外来者”面前提升文化资本,促进村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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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村遗址和丁村明清民居

 

三、社会资本的再利用

 

所谓社会资本,是除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以外,人们对周边环境、自然和人际关系等的熟悉和了解,以及已经具有的传统技巧和知识的总和。文化保护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可持续发展,即文化在持续发展中与村落的“传统”是否保持连续性,这也是目前对传统村落保护中的重要原则之一。传统村落作为广大民众共同建立、共同维护,是社会资本的有效载体,应为民众共同享用。

 

无论空巢村、拆迁村,还是正在逐步丧失社会功能的村落,村民的背井离乡与故土难归,无疑都是农耕文明及村民情感的一种损失。这种损失,并不仅限于经济学的角度,更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与弥补。一方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世代耕种的农民丧失了对祖居千百年来的习惯、自然环境的熟知、气候温度的适应、对周边山水的认知及传统的农耕和日常生活,离开了互帮互助互学,这无疑是对其生产资本的一种创伤;一方面,传统村落的形成是建立在一种心理认同的基础上,在亲缘、血缘、地缘、业缘、神缘建立下的人际关系网被打破,无疑使他们丧失了全部的人际资本;另一方面,传统村落是经济资本的有效载体,更是众多地方方言、风俗、手工艺品、传统节庆等非物质文化的有效载体,这些资本都是维持农耕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宝贵资源,若这些资源丧失,不但会使经济重创,还会使人心难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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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岚县面塑在文化创意中传承着民族文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农业、工业遗产保护一直在寻找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即对遗产保护的同时还要再利用,使之产生经济效益,反哺遗产保护,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带动遗产保护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反观我国传统村落保护观,也可通过村落露天博物馆与遗产旅游业的适度结合,达成让村民重新掌握更多社会资本的途径。村落露天博物馆的定位基础是那些内循环动力不足的村落,这就决定了这些村落的民众正在丧失或并没有掌握太多的社会资本。当一个传统的村落空间,被置于博物馆话语之下时,便有可能获得某种文化资本与社会力量,这为重启文化传承与文化生产的现代性建构,促进产业调整及重组,增加企业联动效应,带动整个消费链条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传统村落露天博物馆构想——实施——运营,实为一种动态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露天博物馆具有一定的演化能力和较高的能动性,主宰与导向的是其中“人”的因素,核心思路是公众参与。

 

文化本身是一种共同参与与民主创造的过程,因此必须以民主的方式管理,原住民作为文化的真正拥有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释和认同自身文化;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必须与原住民建立起联系,由他们作出界定和解释,文化的定位才会精准;任何人都有享受现代化生活的权利,在不损害传统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不能以牺牲原住民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换取博物馆的建设;政府和专家是村落复兴中暂时的服务者与代理人,原住民才是文化的主人,只有原住民自身有文化自觉,实现自我监管与运营的途径,露天博物馆的模式才有可行性;尊重文化遗产与文化空间,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应该关注的核心部分;露天博物馆的选取、发展与形成没有固定模式,要避免同质化,应保持各自文化和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差异性;无论是否入选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只要村落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中有值得记录的碎片,就可以进行拾零与编辑,提供作为露天博物馆或“馆中馆”“原材料”使用的可能性;要制定整体性、阶梯型与可持续性规划,必须避免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露天博物馆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可提供展示、传播与教化功能,故不排斥作为游赏之途,但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鼓励生产和出售以传统工艺为基础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

   

传统村落露天博物馆的最终目的,是要留住传统村落的根脉及剥落的碎片,提供一处欣赏传统、认知历史、传承文脉的场所,唤起民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让原住民有景可赏、有家可回、有根可寻、有乡可愁。此处借用冯骥才先生的一句话,“既不能失去一只只从历史飞来的美丽的大鸟,也不能丢掉从大鸟身上遗落的每一片珍贵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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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大汖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