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孙九霞教授成功喜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研究》的立项，这对创建旅游管理一级学科意义重大。记者就该项目申报的情况、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问题、孙九霞教授的学术发展等内容采访了孙九霞教授。

人物简介

孙九霞，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现代旅游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天津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类学学会理事、广东社会学会副会长等职。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在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旅游与社区发展等方面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地理学报、民族研究、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SSCI）、旅游学刊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两部，论著多次获省部级奖励。曾主持或参与新疆喀纳斯、香格里拉、吐鲁番市、桂林市等著名旅游地旅游发展规划。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社科重大项目立项：意外之喜，也有“秘诀”

2015年，对孙九霞教授来说应该是颇有意义的一年，经历了年初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申请失利的遗憾，在五个月后，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研究》的立项。重大项目是现阶段国家社科基金中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强的项目类别，这是其所在的旅游学院的首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孙老师谦虚的称之为“意外之喜”。

回想起项目的申报，孙九霞说道：“去年年初，我就‘旅游中的流动性’申报了第二项自然科学基金，试图从‘时间-空间-社会’跨学科的视角去解读旅游现象。但很遗憾最终没有通过评审，因此我决定转移注意力。偶然间发现2015年第二批社科项目重大招标的目录中有一个关于传统村落的话题，于是就着手组织这一项目的申报。这种课题涉及的学科范围很广，需要跨学科的知识，所以就抓紧组织不同学科背景的力量组成研究团队，迅速进行申报书的写作和讨论。”

孙九霞所获项目属于基础理论类重大项目，设立于2010年，重点支持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对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起关键作用的重大基础理论和文化研究课题，着力推出具有原创性或开拓性、具有重要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之作。每年都会有大量国内知名学者积极申报，因而竞争激烈且立项难度非常之大。孙九霞认为，虽然立项成功是意外之喜，但也有其内在的关键性因素。

首先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尤其是在遇到前一个立项申请失败的挫折之后，不要沉浸在里面，而是要迅速抓住另外的可能的机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项目并积极申报。”

第二是立足于前期研究的积累。“近十几年来，我们持续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从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视角，对旅游目的地的开发及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等问题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课题所选的部分典型传统村落是我们已经跟踪研究多年的案例地。这些前期积累成为了这一重大项目立项以及后续研究工作开展的坚实基础。”

第三是有赖于中山大学和旅游学院提供的高学术平台。“中山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研究中能够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重大项目的五个子课题中有三个由本校老师负责——保继刚教授的地理学背景支撑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监测，人类学系的邓启耀教授长期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村落的宗教和艺术传承，非遗中心的刘晓春教授关注的非物质文化更是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的重要内容。而旅游学院在我国的旅游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学院的教师团队也给予这个项目很大支持。”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严峻的社会现实引发学术关怀

孙九霞教授获得立项的重大项目旨在关注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面临的严峻问题，并寻求保护和利用之道。谈到整个项目的背景，孙九霞首先关注到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乃至整个农村地区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是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第一轮城市化过程中开始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大量西部农村劳动力移入东部城市。从那时起，人们与故乡之间存在一种‘钟摆式’的关系——阶段性地摆到东部，又阶段性地摆回去。最初这种阶段性是根据农忙与农闲来划分的。到了后期，这种摆动依据的是农民工的生命周期，结婚了、年纪大了就会摆回去。但随着东部地区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力度的加强，摆动的模式开始发生变化。现在人们更像是单向流动，第一代农民工在东部，他们的子女也往往会停留在东部城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跟故乡的关系越来越弱了。然而城市却不是他们永久的栖息地，他们还是要‘回去’——在东部城市赚钱，回西部故乡建房子。他们利用在东部地区获得的资本塑造西部地区故乡的物质景观。但他们真正在故乡生活的时间比较少，因此‘剩下’了很多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但现在随着户籍政策和入学政策的松动，孩子也逐渐出来了，现在‘剩下’的可能以老人为主。”

这样的社会现实是学界和政府都在积极关注的“空心村”现象，乡村的空心化是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对此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会认为要保护乡村，要保护它的传统文化。但现在的偏颇之处在于：很多人太过偏重保护物质层面，即保护乡村聚落和景观。对于乡村而言，传统建筑保存已经很难；而当村落已经空心、文化的主人已经不在时，就更难保护了。另外，持‘保护’态度的这群人并没有深入到当地人的需求中探寻文化保护的途径。很多时候人们往往都是站在学者和政府的立场，或是从都市人、东部人的视角出发，呼吁保护乡村，因为它们承载了人们的‘乡愁’。如果传统村落不在了，人们的乡愁将无处寄托。传统村落的保护现状不尽人意，就是因为诉求和目标之间存在着错位。”

“我们的课题关注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就一定要解决‘由谁？通过什么手段？实现对传统村落的何种保护？’的系列问题。‘谁’就是‘保护的主体’，是外来人还是当地人？如果当地人没有这种能力怎么办？这就涉及多元主体的组合，即‘什么主体’？‘做什么事情’？”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孙老师已经设想出几种实现传统村落有效保护和发展的路径。“在‘如何保护’中，旅游是有效路径之一。我所说的‘旅游’并不是像丽江、大理和凤凰古城那种过度商业化的旅游目的地，这样的旅游发展并不适合传统村落。以保存乡村特征为旨归的旅游业才适合传统村落，这是一种和缓的、可持续的，渗透于乡村社会肌理、资源环境中，且具有文化承载力的旅游。但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可以通过旅游来实现保护的，因为其旅游资源禀赋、吸引力和传统性不一定足够。不够的话，我们需要采用其它的路径，例如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赖‘非遗’传承人等复兴传统工艺，使文化转化为商品，实现文化的适度商品化或资本化。另外，如果当地保持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则可以挖掘蕴含当地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并通过电商直接与东部地区的需求对接。我希望这种发展模式会有着当地村落自己独特的地理联系，是属于当地族群的文化形貌，这才是村落用传统的生产方式来应对和对抗全球化的‘生存之道’，也是传统村落永续发展的根本。随着课题的逐步展开和案例地的丰富实践，我们也将尝试为国内其他区域的村落探索多元的发展模式和道路。”

项目支撑：跨学科背景的年轻团队

旅游学院大量的年轻老师也参与到孙九霞的重大课题当中，而对于他们在重大项目中扮演的角色，孙九霞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旅游学院是一个年轻的学院，同时也是一个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学院。它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很强的学术影响力。旅游学院很年轻，它的教师团队也很年轻。老师们在教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与学生进行密切的互动，展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在科研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背景和方法特征。他们对课题给予了强大的跨学科支撑，是整个团队的活跃力量，比如研究饮食地理的曾国军老师，从饮食的角度来探讨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利用的基础理论和政策；左冰老师主要关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社区治理与制度建设研究；陈钢华老师主要协助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监测与评价等等。”

对话孙九霞教授

科研与规划：相辅相成但又边界清晰

记者：您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也曾主持和参与过多个知名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规划，比如新疆喀纳斯、香格里拉、桂林市、南京秦淮河等等。那么您认为旅游规划与科研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孙九霞：旅游研究为旅游规划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第一，旅游研究为旅游规划提供了新的理念。可持续旅游、负责任的旅游、社会旅游、社区参与、产业融合等理论的提出，为旅游规划提供了新的观念，确保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旅游研究构建并创新了旅游规划体系。新兴旅游需求的增长，新型旅游产品的提供，需要学者将最新研究成果，如关注旅游者个体的“旅游时间规划”等，运用于旅游规划实践中以实现规划创新。第三，旅游研究为旅游规划提供了具体的技术支持。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利用GIS进行空间分析与功能区划，运用多元回归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预测客源市场，通过PRA方法（参与式乡村评估）判断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的社会文化影响等。

而反过来，旅游规划为旅游研究提供学术问题的来源。首先，旅游规划为研究提供了可进入性，有助于学术问题的发现与提出。处于社会转型期及旅游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所涌现出的旅游事象更为集中和复杂，也是以往的单一理论难以解释的，这恰恰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旅游研究问题和研究领地。处于旅游急速发展期的中国，旅游现实（现象）先于理论而出现，这就需要研究者把握现实的脉搏，以期迅捷的做出理论回应。

尽管旅游规划与旅游研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二者边界清晰、不可等同。研究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规划旨在预测和解决现实问题。

大数据时代，扎实的田野调查愈发可贵

记者：在这个数据爆炸的时代，各个学科都非常重视使用大数据开展研究。而您依然强调要脚踏实地做田野调查，您认为大数据背景下田野调查的优势和必要性是什么？

孙九霞：大数据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出有规律的东西，确实很重要。但是，在地理尺度和地域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尤其在中国，大数据难以概括全部规律。我国各地区、各族群、东西部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案例的丰富性和典型性非常突出。我们扎根到典型的案例中，可以了解中国的现实，检验各种学术理论的适用性。如果在做旅游研究和社会研究时不了解中国的现象，只是很抽象地从数据到数据，解释力可能会不够，缺乏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全面了解。

对于田野调查，我始终有一个观点：我们面对田野中的报道人，要时刻持有一种平等的态度，不要持有“我们来寻找我们的知识”、“我们来进行道德裁判”等类似的态度。因为事实上，他们才是知识和文化的创造者，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发现者。

从人类学到旅游研究的学术之路

记者：您是怎么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孙九霞：学术其实并不是我从小以来的志向。在中学时代，我更加期待从事一些充满挑战的工作，比如律师、法官或者记者。而在大学毕业之后，当我开始从事一项非常稳定职业时，便开始反思，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后来我决定继续深造。读人类学专业研究生的时候，我才开始接触和理解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学术问题，如何去做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人类学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学科，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动力。这里充满了宝藏，让你觉得学术充满意义，充满无限的可能性。从那时起我开始倾向于做学术研究，并有了想以此为业的心态。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读了保继刚教授的博士，随后才走上了旅游研究的道路。其实，职业选择与自己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无疑是最佳的。在职业选择的过程中应该是慢慢地认清自己，在认清之后就会非常执着和坚定。只有自己想明白才会义无反顾。

学者的素养：兴趣+坚持+情怀

记者：你认为学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质？

孙九霞：我认为有三个关键词——兴趣、坚持和情怀。首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你得对学术感兴趣。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兴趣，方向性的兴趣，并不是要求你每时每刻都充满兴奋感。其次，要有坚持，这点非常重要，意味着你可以在兴趣支撑下坐得住和耐得住。最后还要有情怀，无论是对研究本身还是对现实的实践，你都要怀着强烈的感情，要有情怀和动力。学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写了多少篇文章，做了多少个规划，上了多少次课，而是要有一种坚持不懈地解答现实问题的追求。学者应该要把教学、科研和实践纳为生活的常态。

创建旅游管理一级学科意义重大

记者：目前，旅游学院正着力推动“旅游管理一级学科”的申报，创建旅游管理的一级学科有着怎样的意义？

孙九霞：创建一级学科对旅游专业的发展、学科体系的完善和旅游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都有巨大的帮助。毫无疑问，从二级学科升为一级学科对学科的推动是巨大的，但更重要的是，旅游管理成为一级学科，将对国家的战略需求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旅游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性的支柱产业，旅游发展给目的地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对目的地而言，旅游是支柱产业，是推动当地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游客而言，旅游是现代人的需求，而现代性需求的满足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推进；对旅游企业而言，创建一级学科有助于培养更多高层次的旅游人才，支撑企业发展。

此外，通过创建一级学科推动旅游发展还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的交往。普通的政治、经济交往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旅游外交推动各国人民的交往，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旅游是很重要部分。所以，创建旅游一级学科对专业、行业乃至国家社会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